《十道》——商道

发布者: ecmedia 2013年9月25日 17:41

“商”这个字,从经济的角度讲,有两种含义。

  小概念的“商”指商业。商业是商品流通环节,包括商品的购销、交换、运输、贮存等。商品流通与商品生产相平行、相衔接,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又相互制约。从事商业的人,叫商人。商人从事商业叫经商。

  大概念的“商”指整个经济,包括生产、流通、消费及其相互关系等。

  人们常说的“商道”,就是商业经营的规律、规则,也可以说是整个经济活动的规律、规则。

  中国传统文化是治世、治身、治心的文化。它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对个人的道德修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和经典著作。其中论述经济的内容,就是“商道”。

  传统文化的各个学派,虽然研究的重点有所不同,但对商道都有不少论述。在对商道的论述中,不同的学派又有不同的侧重,甚至某些观点也不尽相同。研究他们的论述,对我们今天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山东临淄的齐相管仲之墓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学派是儒家学派。儒家学派的主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等对商道都有精辟的论述。主要观点,一是阐明道德与生财的关系,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见利忘义”。二是阐明聚财与生财的关系,强调轻徭薄赋,民富而后国强。三是阐明使用财力的原则,强调“用之有度”、“节用”等。

  管仲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春秋初期,他在各国为相,协助各桓公称霸于诸候。所以,他又是齐文化的重要代表。管仲是春秋时期讲商道、用商道的高手。他的主要论点,一是强调经济对于富国强兵的决定作用,对于精神文明道德建设的决定作用;二是强调发展经济必须进行改革开放,招商引资;三是对经济必须进行宏观调控。

  传统文化中的另一个重要学派是道家学派。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是主张“寡欲”,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似乎不太重视经济活动。《老子》这本经典,也较少有对经济的直接论述。但从其哲学、伦理学思想当中,也还是可以看到闪光的经济思想的。正是由于其经济思想有着深厚的哲学、伦理学基础,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现将孔子、孟子、荀子、管子、老子论商道的言论汇集如下。

  一、孔子论商道

  儒家学派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派。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人物。

  孔子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财富观点

  孔子所有思想均以道德为基础,这同时也是其经济思想的基础,在他的财富观点中更是占绝对重要的地位。在《论语·里仁》篇中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述而》篇中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颜渊》篇中有“诚不以富,亦祗以异”,《宪问》篇中有“见利思义”等论述。

  事实上孔子并不认为利不应得,而是要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论语·述而》篇提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即富贵如果真可以求得的话,即使做个手持皮鞭的小官,我也去做。可见孔子对于做官得利还是向往的。但是孔子又于《子路》篇中指出,“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认为君子不能只顾小利而误了大事。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篇)。孔子认为这种以道德为基础的求利致富是正当的。他曾说“以约失之者鲜矣”,就是说因为自己有仁义礼制的约束就丧失了什么,这样的情况少见。

  孔子以道德为基础的财富观,在他的经典著作里所占篇幅是比较小的。《论语》记载,“子罕言利”。孔子轻易不谈论利益的问题,但为数不多的谈利的观点是十分鲜明的。

  (二)消费理念

  孔子的消费观点主要是主张节俭。孔子曾表扬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也曾说过:“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而在《先进》篇中又提到“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孔子还大加赞扬前人住宅的俭朴。例如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意思是说,卫国的公子荆修治住宅,刚有一点,孔子就说:“差不多够了”。稍微有一些,孔子就说:“差不多齐全啦”。多了,孔子就说:“几乎是富丽堂皇的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主张节俭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孔子个人对生活质量的否认态度。孔子的薄敛轻税的理论为“薄赋敛,则民富”。孔子反对聚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孔子自己的养生之道也是“居必迁坐,食不厌精”。对弟子颜渊死后,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棺一事,孔子说道:“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可见孔子不是不注重生活质量而一味追求节俭,而是主张施舍要厚,聚敛要薄,不能违礼而贪得无厌。

  (三)经济政策

  孔子的经济政策包括人口政策、农业政策、社会政策等。孔子主张繁殖人口,主要靠防止本国人口移出、诱导远方移民进出。“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孔子主张“勿远农时”,即依从季节节气来安排农事。

  孔子赞同“财富平均,国用节省”。“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证明其赞同财富均等。“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证明其赞同节省国用。

  孔子认为土地是民之本,粮食是从政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论语·颜渊》篇提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可见在孔子看来粮食是重于军备的。《论语·子路》篇论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知道当时一国的强大首先应该让人口数量增加。孔子提出先使人口多起来,再让人们富起来,富裕之后还要让他们学习知识。

  孔子赞同什一税率。什一税在我国古代及外国古代均有记载,而儒家认为这是最适当的税率。《论语》记载:“哀公问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彻”就是所谓的什一税率。孔子认为,为政者要“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其中表达了孔子对于度量衡的重视。

  (四)分工思想

  孔子的学生子夏“言必称师”,他认为“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是体现孔子分工思想的。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孔子分工思想,主要是肯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强调君子与小人的分工。“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孔子认为学习农业的是普通人而不是君子。孔子还认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到达君子境界后便心怀道德,而“小人”才念土地。但孔子认为劳动是必要的。《论语》中就说道:“爱之,能勿劳乎?”

  在肯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强调君子与小人的分工的同时,孔子鼓励人们发奋读书,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为官者要根据政绩享受俸禄:“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孔子这种倡导分业分工、各司其位的思想还集中表现在著名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述上。《论语·颜渊》篇中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齐景公内多宠妾,又不立太子,使得庶子争位而互相加害,这就是所谓的父不父,子不子。而陈氏乘机掌握了齐国的实权,笼络人心,这就是君不君,臣不臣。这样的事情在前后几代不断发生,把强大的齐国弄得衰落不堪。所以孔子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各归其位,各善其职。《论语》中还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的论述。

  二、孟子论商道

  孟子是儒家学派中仅次于孔子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坚持“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内圣外王、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逻辑思维,对商道有独到的研究、独特的论述。

  (一)注重可持续的生产观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不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孟子的生产观不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粮食生产,而是包含了农林牧渔等多种领域;另一方面,孟子特别强调“时”,各个领域的生产应该按照时节进行。

  在生产的长远目标上,孟子坚持“恒产”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认为管理百姓首先应确保民众拥有一定的稳定财产,只有如此才能确保百姓的常善之心;反之,没有稳定财富的百姓不会长久保持其善心,而无善心者势必又会放淫辟邪,侈于奸利,犯罪触刑,无所不为。

  孟子还提出了很具体的土地分配与生产经营方案:“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以八口之家为一生产单位,以五亩之宅、百亩之田、鸡豚狗彘之畜为生产资料,以“无失其时”为生产条件,以获得“恒产”为生产目的,这就从理论上解决了生产的稳定延续问题。

  (二)崇尚节俭的消费观

  首先,孟子特别关注君主在节俭消费方面的表率作用:“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孟子·离娄上》)

  其次,孟子希望君主在消费时能够与百姓“同之”。《孟子·梁惠王下》中记载,孟子针对齐宣王的“好乐”习惯,劝告他能够“与民同乐”。当齐宣王请教孟子百姓何以埋怨自己园囿过大时(齐宣王认为自己的园囿才四十里,比文王方圆七十里的园囿要小得多,百姓不应该有怨言),孟子的回答仍然是“与民同之”。在齐宣王明确告知自己有“好货”和“好色”的毛病时,孟子给出的对策还是“与百姓同之”。

  第三,孟子主张,崇尚节俭,必须清心寡欲。同时,也注意到人在消费领域追求享受的一面:“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嗅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尽心下》)即人之本能都会追求吃美味的食物,看赏心悦目的美景,听悦耳的音乐,闻芬芳的香味。这种对物欲的追求,君主也不能例外。那么该如何克制这种欲望呢?孟子给出的答案是清心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

  孟子还强调消费的可持续性。“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里,孟子强调的是节俭消费的良好效应,这种效应就是可持续性消费。对于过度消费,孟子是极力反对的,他以牛山为例对过度消费所带来的后果作了分析:“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孟子·告子上》)牛山上的树木曾经长得郁郁葱葱,但是因为牛山处于齐国的郊区,人们就经常上山砍伐树木,树木自然不会像原来那样盛美了,如果仅仅如此,牛山还有恢复的希望,但后来人们又驱赶牛羊上山吃草,植被也遭到严重的破坏,所以曾经繁茂秀美的牛山最终也就变成光秃秃的荒山了。更为难得的是,孟子显然是注意到了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

  (三)力主薄税的赋税观

  征收薄税是孟子赋税观的基本立场。“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上》)以上两段文字阐述的是同一个主题,即孟子希望各个诸侯国的君主都能以仁政治国,在赋税征收上采用薄税政策。

  在税种的设置上,孟子倾向于农业单一税制。“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孟子·公孙丑上》)“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孟子·梁惠王下》)可以看出,孟子不主张设立农业之外的其它税种,不想让百姓承受太重的负担。孟子时代,战事不断,人民普遍面临三种赋税负担:“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孟子·尽心下》)赵岐对这三种赋税的解释是:“国有军旅之事,则横兴此三赋也。布,军卒之衣也。缕,紩铠甲之缕也。粟米,军粮也。力役,民负荷斯养之役也。”在这种情况下,孟子主张只让人民负担其中的一种:“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尽心下》)两种以上的征收对农民来说是一种太大的负担,采用两种就会危及百姓的温饱问题,采用三种则父子离析。

  在赋税的征收标准上,孟子主张十分之一为宜。在《孟子·滕文公上》篇,孟子详细阐述了夏商周三代的赋税征收情况:“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夏朝时人民耕种五十亩地交其中五亩的粮食作为赋税,商朝人民耕种七十亩交七亩的粮食,周朝人耕种百亩交十亩的粮食,所以算下来都是什一之税。孟子认为十分之一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赋税征收标准。从《孟子·告子下》孟子与白圭有关赋税的对话中我们可洞悉其原由:“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曰:‘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按理来说,以孟子主张征收薄税的立场来推测,白圭所主张征收的二十分之一的赋税比十分之一的赋税要轻一半,孟子应该大力支持才对,但白圭的赋税征收标准却被孟子驳斥为蛮荒地区的为政之道。

  在赋税的征收方式上,孟子特别肯定的是“助”法。“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孟子·滕文公上》)“贡”法是把过去数年每亩粮食收成之平均数作为一个常数,以后每年以此为标准上交赋税。“贡”法的缺点是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而有所权变。丰年,不能多交;荒年,也不少交。而“助”法就不同了。《孟子·滕文公上》篇中,孟子建议滕文公“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即在郊野采用“助”法,具体做法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将九百亩的田地分成类似井字的九份,中间的一份为公田,另外的八份由八家分别耕种,公田的收获以赋税的形式上交,八家在干完公田的活之后才能为其私田干活,此即所谓“助”法。这种赋税征收方法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贡”法僵化少变之缺点,不管丰年还是荒年都可以保证税负限定在百姓可承担的范围之内。孟子对“助”法的肯定和他力主薄税的做法相得益彰,是他仁政思想在赋税领域的重要体现。

  (四)“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观

  孟子特别认同孔子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理念,主张藏富于民。孟子对社会上存在的严重贫富分化现象大为反感并颇有怨辞:“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统治阶层的奢侈富有和被统治阶层的贫困窘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孟子认为一个君主如将国家治理成这样,那无疑是“以政杀人”了。所以,对于操纵国家统治大权的整个统治阶层,孟子持“何必曰利”的态度,认为“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反对统治阶层为自己敛财,认为他们只要“与百姓同之”,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孟子·梁惠王下》就值得大加推广。“与百姓同之”,是孟子藏富于民的另一种表达,这和孔子的分配思想已很接近。

  在解决分配问题方面,孟子提出了多种方案。在社会财富的第一次分配当中,他提倡按劳分配。但是由于其对于劳动的“劳心”与“劳力”的不同划分,他的按劳分配也就有了不同的内容。对于“劳力”者,孟子鼓励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去获取一份稳定的收入。因为拥有一份“恒产”对于百姓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所以孟子力求从制度上保证他们实现这一目标。井田制从体制上保证了在“劳力”者阶层分配的大致平均。井田制度使每家皆拥有百亩左右的土地,固定的土地面积在理论上使各家拥有大致相等的财富成为可能。对于“劳心”者,孟子鼓励他们通过辅助国君治理国家等脑力劳动获取相应的报酬与俸禄。从这里不难看到孔子“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矣”的影子。这也符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之理念。虽然孟子认同君子以出仕换取俸禄,但他特别强调君子在获取俸禄时应以“道”取之,不符合道义的应一概拒绝。《孟子·滕文公下》篇记载,孟子之弟子彭更认为,孟子率领数百弟子乘坐数十辆车辗转奔波于诸侯国之间,接受他们的饮食与馈赠,有点太奢侈。孟子回答道:“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认为,凡是不符合道义的,即使是一箪之食也不可接受;但是如果符合道义,像舜接受尧之天下那样大的授予也不算奢侈。在《告子上》篇中孟子说:“万钟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在《滕文公下》篇中孟子又说:“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这两段话,与上面说的是一个意思。孟子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是这样做的。《公孙丑下》篇中,孟子的弟子陈臻对孟子谢绝齐王一百镒兼金而接受宋王七十镒、薛王五十镒的做法感到非常不解。孟子的解释是,“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认为两次接受馈赠都在礼仪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一者符合送行之礼,一者是为戒备之用,两者都师出有名,所以都可坦然接受。而齐王馈赠百镒时,他既不远行,又不用防备别人加害于他,没有接受这一馈赠的理由,没有理由的馈赠君子是不应该接受的,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孟子给君子之脑力劳动设置了一个必须符合道义之最低要求。

  在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中,孟子主张薄税政策。税收是平衡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一个有力工具,孟子选择了放弃商业税与关税、减轻农业税等方式以缩小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财富差距。

  在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中,孟子寄希望于国家救济和社会救助机制。在《孟子·梁惠王下》篇中,孟子说:“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在《孟子·告子下》篇中又说:“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这两段话意思几乎雷同,讲的是古代天子巡狩时,各个诸侯要向天子作述职报告,汇报自己管辖区域内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天子视情况给予诸侯不同的奖罚。春秋两季天子视察各个地区的耕种与赋税征收工作时,会给予那些“不足”与“不给”的地区以适当的补助与救济。这实际上就是天子利用国家政治手段所开展的救济活动。这种活动在客观上使社会财产的分配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孟子两次提及古代天子的巡狩,实际上是对孟子所处时代现状的否定。孟子所处时代的现状是:“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对国君不能及时给饥民发放救济物资深感失望。

  三、荀子论商道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南部)人,但一生的主要活动在齐、楚两国。是先秦时代儒家学派大师,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教育家。

  荀子商道的基本点是他的“富国”哲学。“富国”概念自战国后期以来,一直非常流行。荀况在儒学的基础上吸收各家的富国思想,著有《富国》专篇,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富国理论。荀况是以“富国”为题进行专门论述的第一人。荀况“重本”,即重视农业,但也肯定工商各业的重要作用。荀况明确提出富国必须以富民为基础,主张“上下俱富”。

  (一)荀况从富国强兵出发,很重视增加人口

  增加人口,是当时较普遍的思想,但荀况与墨翟、商鞅等思想家相比,有其不同特点。首先,他认为人口再多,自然界都能养活。“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只要人们“善治之”,努力劳动,整个财货都会多到“浑浑如泉源,汩汩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的地步。其次,在招徕其他诸侯国移民问题上,他既不同意采取经济手段进行引诱,也不同意诉诸武力,而是主张以德兼人。因为“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再次,荀况特别主张增加农业人口,减少非农业人口。他认为工商业在社会经济中尽管有其重要作用,“百工以巧尽械器”,商贾“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但只有农业才能生产社会财富,“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百姓时和(不误农时),事业得叙者(适时耕作),货之源也”。因而要想富国强兵,一统天下,就必须严格控制非农业人口。“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荀况强调“省工贾,众农夫”,增加农业人口的思想,固然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但由于他在理论上承认只有农业才能生产社会财富,工商业的劳动都是非生产劳动,这对后代重农抑商观点的广泛流传,有很大影响。

  (二)荀况兼取孔丘和墨翟的思想,提出开源节流的理财理念

  荀况所说的开源节流的流,不仅指节用,而且包括轻赋薄敛政策。他说:“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荀子·富国》)。就是说理财治国之道,在于从鼓励生产这一根本入手,要轻赋薄敛使百姓按时耕种以广开财源,同时努力节省政府支出,充实国库并留有后备以防意外。荀子提出的“开源节流”不仅提出了如何聚财的问题,而且提出了如何理财的问题。“开源”是就聚财而言,他所讲的“开源”,并没有局限于后代人所理解的财政领域本身,而是指广开社会财富之源。“节流”,在这里也不是后人所理解的通过节约开支来消除或减少财政赤字,而是指以节流作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荀子“开源节流”的思想,成为两千多年来广为流传的财政格言。

  荀况“开源节流”的思想,反映了经济和财政的相互关系。荀子认为,一方面,社会经济与财政是本末、源流的关系。社会生产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只有社会生产发展了,社会财富才会增加,国库才有可靠的来源。另一方面,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绝不能单纯依赖增税,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培养财源。

  四、管子论商道

  管子(公元前725年—前645年),名夷吾,字仲,又名敬仲,春秋初年齐国政治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

  管子对经济建设很有建树,具有很深的理论研究。管子论商道,在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具有很深的造诣和独特的风格。

  (一)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管仲以经济的视角来讲伦理,以伦理的眼光看经济。孔子轻视“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重“义”而耻于言“利”。管仲及其继承者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决定人们的道德生活,提出“利”、“义”并重的价值观。

  《管子·形势解》中说:“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处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求利,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

  《管子·牧民》中说:“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他认为使民甘心情愿地为“我”服务的最好办法就是满足他们的需求,民满足了需要之后,才可以努力为“我”创造价值。

  《管子·牧民》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禁藏》说:“衣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上下相亲,兵刃不用矣。”《管子·八观》说:“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管仲不仅看到了道德对物质生活的依赖性,而且还看到了道德的相对独立性,它并不是经济条件的简单反映。

  《史记》记载:“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就是重视商业经济,注意财物的生产和积蓄。“贵轻重,慎权衡。”就是重视货币流通和市场价格。

  《史记·货殖列传》说:“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裾而往朝焉。”司马迁对此评价说:“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乘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管仲认识到利用天时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他把“务在四时”,看做是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声言“知时者可立以为长”,“审于明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

  (二)积极推进经济改革

  管仲在推行内政改革和军政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经济改革。其主要措施是:以“相地衰征”调整农业生产关系;以“官山海”实行盐铁专卖,增加国家财源;以边关开放,扩大商业流通。

  他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政策就是“相地衰征”。“相地”,是观测评估土地,以区分土地的肥瘠好坏;“衰征”是依土地等级征收赋税。“官山海”就是“民办官营”,即由民间生产,由官府统购统销。为了保证流通,他大胆制定边关开放政策,吸引各国商人到临淄来做买卖。

  (三)“轻重”之学与“轻重之术”

  “轻重”一词的本意是:大钱分量重,小钱分量轻。这里所说的“轻重”已不再是钱币本身分量大小的问题,而是指货物的多寡、贵贱等。

  “轻重”的理论,推而广之就是帝王的统治之术。管仲将这一理论运用到“万物”之中,适用于所有商品。“轻重”的理论是管仲经济思想的基石。

  《管子》“轻重”诸篇,讲述了经济治国的原理。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反映的是古代人对商品流通领域的商品货币的多寡、物价的高低以及变化规律的认识,称之为轻重之学;另一方面是指商品流通中的经济调控手段,称之为轻重之术。

  轻重之学主要包括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和商品轻重关系的理论三部分内容。

  首先,价格理论。《国蓄》篇说:“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他认为商品价格不断围绕一个轴心上下波动是客观规律,市场上商品的价格受商品供应量的影响,国家应根据国内市场物资的余缺情况,通过政令的发布来影响商品价格、控制市场财物。

  其次,货币理论。《管子》把货币看成流通手段。货币和商品具有相反的轻重关系,运用商品货币关系来调节商品供求,调整市场价格,充实国家财政,这是《管子》轻重论的基本内容。要实现这一目标,国君必须垄断铸币权,控制商品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这有利于国家垄断价格的形成。掌握了货币,结合行政干预手段,把粮食等重要商品控制起来,以影响其他商品的流通。

  第三,商品轻重关系理论。《管子》认为商品、谷物与货币之间存在着相应的轻重关系,从某一单一商品来看,其轻重取决于该商品量在市场流通中的多少,取决于国家政令的干预。不同商品间存在着复杂的轻重关系。《山至数》和《乘马数》认为:“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谷重则万物轻,谷轻则万物重。”“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三者中“谷独贵独贱”,强调了粮食的重要地位。

  《管子》把“轻重”理论运用到经济工作之中,对商品经济进行有效管理,其中某些具体措施和方法,就称为轻重之术。

  第一,“以重射轻”。管子认为任何商品都是“重则至,轻则去,藏则重,发则轻”。市场物价高,各种商品就会云集而来;物价低,各种商品则散而去;囤积居奇就要涨价,大量抛售就会降价,这是商品流通的一般规律。任何货物上市的规律都是“轻”则“散”,“重”则成为抢购目标。因此,官府就得采取措施,运用“轻重”之术提高价格,收购市场上下跌的货物,这就是“以重射轻”。

  第二,“以贱泄平”。管仲认为,在物价较高的情况下,就得用“重则见射”的原则,以较低的价格将所掌握的货物投放市场,使价格下跌,这就是所谓的“以贱泄平”。这项措施必须在恰当的时机进行,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而这个效果的标准是官府获得了高额利润,物价还要保持在平衡理想水平面上。当然,获得这样的效果,不能做“无米之炊”。国家必须有雄厚的物资做基础,才可以“长袖善舞”。

  第三,对粮食、盐、铁等商品进行专营形成垄断价格,从中获得高额利润。

  第四,垄断货币,用控制货币投放和管理的“币乘马”措施来控制货币的市场投入量。第五,把山林、川泽、矿产等资源收归国家所有,目的是防止少数人牟取暴利,消除贫富分化。

  第五,运用高下之策,掌握外贸主动权。

  (四)最早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管子·乘马》载:“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早)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辛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力不可竭,民力不可殚。”

  《管子》的“均地分力”政策,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土地改革法”,是中国经济上的一次深刻改革。

  管仲是如何分田授田的呢?

  第一,严密管理社会生产劳动者,按“夫”或“户”授予定量土地。首先,国家设立严密户籍,定时核查登记;其次,按一定的行政组织强制编制生产劳动者;再次,用行政的暴力手段直接控制劳动者人身,禁止其迁徙、流亡。

  第二,授田的数量,授田按“夫”或“户”进行,一夫或一户授田一百亩。

  第三,设立严密田界系统。“三岁修封,五岁修界,十岁更制,经正也”。

  (五)开创中国农业税制度

  《管子》书中所见的租税征收有两项指标:一是根据所授土地的质量而定,即“相地而衰征”;一是根据所授土地的数量而定,而不依据实际耕作亩数,即不“以田亩籍”。

  “相地而衰征”反映了管仲税赋要公平的主张和原则。在此基础上,管仲的赋税制度设计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轻税、有度的原则。他主张轻税赋,征税要有限度,反对加重百姓负担。《管子·权修》中指出,由于国君舟车奢华,楼台亭阁过于高大,就会加重百姓的税赋负担,就会出现“赋敛厚,则下怨上矣”的后果。《管子·五辅》中提出“毋苛于民”,也是他轻税思想的体现,提醒执政者“上必宽裕而有解舍,下必听从而不疾怨”。

  二是适时的原则。他提出在适当的时间征税,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管子·内言·小匡》中说:“无夺民时,则百姓富。”在《管子·臣乘马》中也强调:“彼王者不夺家时,故五谷兴。”国家征收赋税不应耽误农民的生产季节,这样五谷才会兴旺,百姓才会富裕。

  (六)国家垄断盐铁业

  《管子·海王》中记载:“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可为耳。’桓公曰:‘何为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官”即国家,“山海”主要指藏于大海中的食盐和藏于山岭中的铁矿。“官山海”则是实施制盐业和冶铁业的国家垄断性经营,实施食盐和铁器的国家专卖。

  在管仲执政以前,齐国允许私人经营盐铁业,由国家征收部分税收,盐铁业利润大部分由私人业主所得,政府所得并不多。“官海”的具体运营方式,就是平民煮海水生产的食盐由政府征税和统购,再由政府运输并“计口售盐”。“官山”的运营方式与“官海”相似,就是由私人开矿冶炼进行生产,铁的制成品由官府统一收购计算利润分成,铁器由官府通过所属官贾销售供应给农家。显然,都是一种政府垄断性经营,政府所得也是一种垄断性利润。

  管仲的“官山海”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有化运动,就是取缔“私盐”、“私铁”,或者将“私盐”、“私铁”收归国有。它在扩大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在其他方面对一般农民实施减免税的政策